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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雷默下了不少功夫，不错、不错。”张国昌满意地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镜，肯定地说。</p>
接着，张副市长提了几条简单的意见让我修改，我很高兴，基本算一稿过关，便少了几分拘束，和张副市长随便聊了起来。</p>
“张市长，上次参加了您的诗集研讨会，很有意思能不能送我一本。”我恭维地说。</p>
“怎么，你对写诗也感兴趣？”张国昌目光亲和地问。</p>
“上大学时很感兴趣。”</p>
“我那哪是诗呀，都是涂鸦之作，是韩寿生抽空替我整理的。”</p>
张国昌说着，从书柜里随手拿出来一本《张国昌诗集》，在扉页上写道：“雷默老弟一笑”，签了名，然后送给我。我接过诗集连连称谢。</p>
我由衷地感到，原来张副市长是这样地平易近人。平时张副市长给我的神秘感太多，比如他居然会出版了一本诗集。尽管我怀疑或者敢肯定地说，这本诗集一定不是张副市长写的，是媚权之人表忠心的谄媚之作，就跟送给张副市长一套高档西装没什么两样，但是穿在张副市长身上的西装当然就是张副市长的了，做为下属只要享受领导的平易近人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上平易近人正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只有形容领导有资格平易近人，有谁说草民百姓平易近人的？张国昌的高明之处是善于把握平易近人与制造神秘感之间的分寸。和蔼可亲时既要注意维系自己的权威，又要让下层觉得你可亲可敬。但更多的时候，我慢慢地发现，张副市长对一般工作人员很宽厚，对相当位子的领导干部却很少平易近人。</p>
张副市长之所以在我完成论文之前不告诉我论文的用途，我估计也是为了验证一下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同时也保持了他一向秉承的神秘感。有时神秘感恰恰是领导人的弱点，只有保持神秘性才能得以掩盖。</p>
“雷默，这篇论文你修改完后，就不用给我看了，装订成册送给清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杜一朋老先生，他是我的指导老师，这是他家的电话和地址。”我接过张国昌写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雷默呀，以后我的材料就交给你了，你就跟着我吧。不过，政治上还要多上上心，很多东西是悟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你身上的书生气还太浓。”</p>
我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正要告辞，韩寿生捧着一大推文件走了进来，我赶紧退出了张副市长办公室，在我与韩寿生打招呼的刹那间，我明显感到韩寿生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悦。</p>
可能是由于兴奋，我昨天晚上梦到了办公厅一位退休老主任，头脑中一宿都莹绕着他退休前说过的一句话，“要想上天堂，就得做好下地狱的准备。”尽管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但是我一直也没解开其中的理儿。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部大书已经太俗了，难道理想不是一部大书？欲望不是一部大书？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圆”是理想，很可能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实现的是个多边形。如果说理想是上半身，那么欲望必然是下半身，上半身与下半身必有交叉的地方，理想与欲望必有共同的部分。但是理想是有目标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理想是未来的，欲望是现实的。对于这一点，我认识的并不充分。</p>
生活是最现实的，有时人们的生命会耗尽在莫名其妙的憧憬中。像我这种人，因读了几本书在官场上饱受了被重视的歧视。我发现人们用知识制作假面，在虚伪的假面下提炼奋斗的荒诞。人们可能因憧憬崇高而走向极端，当人们尝试走出崇高时，却走向了平庸，甚至荒诞。人们只知道太阳升起来了，却忘记黎明随之死掉了。其实，任何意义都是有局限性的，我却在局限中渴望着无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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