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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和我姥娘就住在老屋里。老屋是露着房梁的。有一天早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姥娘在饭屋里做饭,不停地拉着风匣,我躺在床上睡懒觉,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醒着的,后来一睁眼身子就动不了了,难受得很,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冲着我直笑,还对我比比画画的,我既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挣扎,越挣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坏了!</p>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我姥娘唤鸡的叫声,并且推门进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见了,我的身子也能动了,我一扑棱坐了起来,对姥娘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姥娘说,你碰上“狐仙儿”了。</p>
后来,我跟母亲也提及此事,母亲说,她小时候也在屋里遇见过这事儿。我对迟小牧说起此事时,他一点儿也不相信。</p>
舅舅家门前原来是一片菜地,姥爷的坟就在那儿,就像从未见过爷爷一样,我也从未见过姥爷,不过,后来村里要在那片菜地里盖小学,姥娘只好给姥爷迁坟,坟挖开以后,姥娘将姥爷的尸骨一块块地捡放在一块蓝布上,我就站在旁边,姥爷的头骨上一颗牙也不少,这是我见过姥爷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姥爷的坟就迁到了小清河的边上。后来姥娘与他合葬在一起了。</p>
北滩头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无法停止怀旧。我和舅舅跪在姥爷和姥娘的坟前沉默不语。舅舅点着两支烟,又倒了两盅酒放在坟前,低低地说:“爹、娘,你们的外孙子来看你们来了。”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就已经模糊了双眼。我默默地磕了三个头,渴望两位老人灵魂安息。</p>
我对生死的认识就是从北滩头开始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和伙伴建国、东升去打猪草,我们横渡过小清河,偷吃了一顿梨,然后又横渡回来,将篮子打满猪草,高高兴兴地往回走。</p>
快到东升家里时,就见东升家的院内院外围满了人,哭声一片。东升知道家里出事了,拔腿就往院子里跑。我和建国也紧跟在后面,跑到院子里,看见两条板凳搭了一块门板,东升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蜡黄。东升的母亲悲痛欲绝。建国的母亲在一边安慰。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出院子,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p>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轮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出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美国出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触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p>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眼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p>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p>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感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p>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p>
“不是,我是想我妈了。”</p>
我一听笑了,心想,出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迟小牧把车停下。</p>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花?”迟小牧摇下车窗问。</p>
“那儿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乡指了指棉花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p>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花加工厂。</p>
“小牧,买棉花干什么?”我不解地问。</p>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点新棉花给我爸做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p>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p>
“我爸不喜欢穿买的棉袄,就喜欢我妈做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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