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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海选体格健壮、弓马娴熟的猛士,充入军中以备征讨吐蕃所需。而这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代表着初唐开国的府兵制,开始向募兵制演变的重要转折;而《举猛士诏》就是个开端。
但其背后又有更深层次的渊源,就是自高祖、太宗朝一手建立的府兵制,随着社会发展开始逐渐瓦解,而这个渐进的过程,甚至会一直持续安史之乱;原因很简单,太平时期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作为沿袭自北朝、隋代的府兵制度;从一开始的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维持一支半脱产的预备役兵员。因此,以国家授田的自耕农/小地主,为基础的府兵之家,平时无需承担赋税徭役,唯操习武艺。
然后,每年抽出两三个月时间,轮流到指定的地点去服役和执勤;名为上番。待到国家有事,则可以迅速就地征发其一支,自备弓马刀兵的军队以备不需;而国家只要承当他们在战时的衣粮盐菜。
因此在初唐一系列开疆拓土、征平四方的战役中,这些府兵作为中军十六卫辖下的后备兵役来源,曾经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但任何一个东西在设计之初都很理想,却需经过现实岁月的考验。
府兵制也没法例外,随着国家进入太平岁月,各种权门宦家、豪姓大族的,土地兼并自然应运而生;因此失去土地的不仅是,当初按照班田法授予口分田的自耕农;还有作为国家军役基石的府兵。
因为这套制度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到后续的冗余和上限。府兵在外服役时,不但家庭缺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还很容易因为疾病、意外,乃至范围性的灾害,难以维持生计,而抵押和变卖田地。
但田地虽被卖了救急,然军役帐上的上番名册依旧在;还是需要自备武装出丁服役。于是这么一来二去几次之后,还算殷实小康的府兵之家,也会因此陷入困顿和赤贫,乃至无力承当军役而逃亡。
因此,到了太子李弘开始监国的龙朔元年(661年)时;虽然府兵制还未像开元、天宝年间那样,已经彻底败坏不可收拾;但也已经出现了边关和内地的明显分野;甚至就连关中、京畿都有人逃亡。
尤其是前些年持续的关中大旱,同样也导致了许多本地的府兵之家,陷入困顿乃至是赤贫;当时尚且年少的太子李弘,奉命巡视关内府兵甚为同情遭遇,以东宫内藏赈济并,请免军役延期的罪罚。
后来遇到了江畋,让东宫财计大为宽裕之后;太子李弘也尝试为这些府兵,做点更多的事情。比如以医学上的伤创治疗研究为由,在东宫直辖的田庄内,设立多地的养济院和药园,收容残病老卒。
又根据江畋提供的建议和规划,在泾渭两水沿岸兴办的工场和作坊中,尽可能的大量接受,那些生计困难或是陷入赤贫的府兵家人;虽然不可能提供像样的待遇,但至少可提供一口饭吃不至饿死。
虽然示恩于这些老弱病残,并不能增强东宫名下的实力,反而会因此搭进去一部分生产经营的利润;但是,在现役诸卫将士,乃至关内府兵将士之间产生的示范性效应,却是无可估量的影响深远。
很多人因此感激涕零,而在暗中自发拥护和追随,这一切缔造者的倾向。哪怕太子李弘现今的能力和职分有限,只能影响到京畿道及周边的十几个军府而已。但也无疑让其他人,看到了某种盼头。
因此,在位东宫选拔和补充十率卫士的时候;很容易就甄选出一批,心怀感恩且相对背景可靠的忠诚之士。话说回来,《举猛士诏》的本身就代表着另一个现实困境,就是中下层将校的暂时匮乏。
以大唐的资源体量和户口规模,哪怕一直持续道灭亡之前的十几年,都不缺乏动员和征集士兵的能力;因此,就在黄巢、王仙芝农民起义前不久,还有余力以湖南、江西之兵,收复被占领的安南。
但在当下,因为自高宗登基以来延续太宗朝的国策和遗产,继续打击和分裂突厥各部;又一举灭亡了内乱的高句丽,既要维持其故地的占领,又要与新崛起的吐蕃拉锯对抗,长期多线开战的缘故。
各种富有行伍经验的将校和老兵,实际上损耗严重;再加上府兵制度的慢性瓦解,让原本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军役基数,正在持续的萎缩当中;因此第一次大非川之败,也是在相当仓促之下出战。
只是为了挽救和扶持,将被吐蕃吞并的吐谷浑残部;顺便惩戒性的打击这个新兴势力。所以,薛仁贵的逻娑道行军大总管,更像是一个敌情不明的黑色幽默,因为吐蕃王廷所在逻娑川何止数千里?
但他还是奉命一鼓作气a了上去,然后,就因此断送了至少数万名训练有素,却被高原地理气候严重削弱的精兵;虽然最终与吐蕃人达成停战,保持部分建制而退,但是这一路的损失同样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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