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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相当的起义军将卒,其兄弟手足死于思州兵的手里。
还有不少将卒的家人,因为没有来得及从被攻陷的山寨里撤走,遭到思州兵残酷的屠杀。
他们满心皆是仇恨,则坚决反对接受招抚。
不管内部的争议如何,就着富耿文进山,谭育良提出交还被叙州扣押的家人、在指定的区域内双方撤出兵马、留出缓冲区来,以及要求思州将一部分粮谷、伤药运上山,作为下一步进行接触谈判的前提条件,也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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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耿文便留在石河子寨,着部属往来传信,在黄化的许可下,十一月初二,冯缭便带着奚昌、奚发儿,与韩成蒙率百余人马押送谭育良、赵直贤的家小以及百余车粮秣布匹以及伤药,与富耿文以及思州所派遣的招抚官员会合后,一起走进石河子寨,正式开启招抚的谈判进程。
谈判名义上自然是以代表湖南行省的富耿文、韩成蒙为主,冯缭以及思州的官员为辅。
奚氏族灭,奚昌、奚发儿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奚氏族人,当时就是都被冯昌裕贩卖到思州为奴,之后像奚昌逃亡出来找寻家人,与思州境内一些由逃奴主要组成的贩盐势力,还有过接触。
韩谦着奚昌、奚发儿参与招抚事,也是想进一步化解起义军将领的敌意,说服他们放弃对抗。
当然了,叙州很早就推行田税改制、土客合籍,将大量田宅授给收编的寨奴,赐贱为良,以及韩谦从金陵返回后全面废除奴婢旧制,对周边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起义军将领里,就有不少人就曾被杨氏遣往叙州做工,了解这一状况,也深受其影响。
都不用谭育良他们站出来额外做工作,叙州遣人参与招抚,便无形消弥了相当一部分的对立情绪。
至少在大多数起义军将领心目里,并不担心叙州会出尔反尔,将他们诱出山屠杀。
这原本是最难跨越的一步,便轻而易举的跨越过去,最主要的争议便集中在具体的招抚条件上。
起义军将领哪怕是为了自身安全,也不可能放弃兵权,也就不会放弃普通将卒,就顾着自己接受招安、升官发财。
那样的话,太容易被过河拆桥了。
不仅谭育良、赵直贤他们知道这个道理,董泰等私盐贩子出身的起义军将领也有极强的警惕心。
所以接受招抚可以,他们明里也不要求封官赏爵,只提出要满意将卒的诉求。
而普通将卒的诉求很简单,也很直接,便是当初谭育良他们用来鼓动起事的口号:“等贵贱、均田地”。
然而这点,却令思州将帅难以接受。
两万多奴婢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等贵贱、均田地了,此时各家还能勉强控制的奴婢往后还能安分守己吗?
均田地?
思州三县仅有六七十万亩耕地,都是有主之地,是各家的根本,不提后续的负面影响了,谁愿意拿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田地,分给这些搅得思州鸡飞狗跳的贱奴?
思州不愿意,黄化也无法施加太大的压力,毕竟整件事又牵涉到世家门阀极敏感的神经。
最终议定的方案,就是起义军新编一部,归湖南宣慰使直辖,由湖南宣慰使供给粮秣、兵甲,负责收复婺川河谷的战事;而在收复婺川河谷后,起义军两万多家小便作为兵户,于婺川河谷择地安置。
而未来计划设立的婺川县,则从思州脱离出来,归由湖南行尚书省直辖。
杨氏内心是极为苦涩,这意味着他们之前两年参与打击婺僚人的成果,完全化为乌有,不过,他们也好歹保全旧有的地盘。
起义军将领倒是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但同时也担心他们真要率将卒、家小进婺川河谷与蜀军作战,万一思州出而反尔、攻其后路,他们却将陷入两面受敌的绝境之中。
在谭育良的撮合下,起义军诸将最终一致要求将包括虎涧关在内、位于锦和县东北部的草荆岭划入叙州,而将盘龙岭北麓、夏戈山北麓一小片狭长区域划给婺川县。
这样的话,一方面是叙州能威摄住思州,令思州不敢再轻举妄动,以免被叙州抓到发难的把柄,更为实际的则是草荆岭东南麓的小道虽然极为险僻,但到底能叫婺川县与虎涧关连接起来,至少在地域上不会再被思州封锁在婺川河谷之内进退不得。
杨行逢也意识到思州经过这一次的折腾,元气大伤,即便将虎涧关控制在手里,也没有什么意义。
另一方面,在叙州插手进来后,他们没有能力中止对起义军的招抚,时机拖延下去,却是思州与辰州的兵马顶在正面抵挡蜀军随时有可能会发动的攻势。
尽快将起义军都赶去婺川河谷与蜀军作战,杨氏不仅能保持一些体面,更主要能缓解他们在石阡县的防御压力,也便很快答应这样的条件,十一月中旬就将兵马从虎涧关撤出,交给叙州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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