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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顿将军,我相信二战的时候,你甚至还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自然对那段历史无从了解。事实上,当年的族长劲松公,是为了保全辜家老宅的平行空间,才会虚以委蛇的诈降于日军,否则辜家老宅哪能保存至今。”辜在勤身为一族之长,这时候自然得严肃的替先人辩护。
“是不是诈降,这件事或许只对辜氏家族有意义,对你们以外的这整个世界来说,甚至不曾激起半点涟漪。
有件事,一直都被美方列入最高机密,即便是过了七十几年,直到现在还不曾公开解密,不但如此,这个机密的等级之高,七十几年来只有不到十个人知道这件事。
那就是当年辜氏家族族长与老兰多博士,曾经利用辜家老宅的平行空间,圈禁了三百多名日军,根据日本军部的纪律,三百多名进城实施戒严的日军,最后的行动是前往辜家老宅一带执行任务,最后这三百多人便无声无息的人间蒸发。
经过当时日军的事后调查,他们从附近居民的口中得知,最后看到这三百多名日军的行踪,是出现在辜家老宅的庄园附近;日军当然立刻就对辜家老宅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他们的确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日军活动痕迹,但是吊诡的是却无法从中发现那些失踪日军的去向。
换句话说,他们虽然能从现场找到三百多名日军走进辜家老宅的迹象,却找不到他们离开辜家老宅的证据,如果仅从客观的事实来推断,这三百多名日军应该是在辜家老宅里失踪。
对日军来说,一口气不见了三百多人,那可是天大的紧急军情,在未曾遭遇任何一名敌军的前提下,就连一名士兵的战损都不应该发生,更何况是三百多人。
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在天河市发动全城的地毯式搜索,他们几乎将老城区的每块砖头都翻了起来,尤其是疑似事发现场的辜家老宅,甚至都到了掘地三尺的地步,却还是无法查出任何线索。
这次的离奇事件,被记录在关东军天河四七九五号的绝密档案中,相较于一般军事行动的战情纪录,这份绝密档案更像是超自然灵异事件,被归类在非常规非逻辑重大战损。
一般而言,嫌疑重大的辜家老宅不该在这个事件上全身而退,如此重大的不明原因战损,即便无法找到确切证据,也该罗织些罪名好找人顶罪,但是天河市辜家的名头太过响亮,辜劲松又是天河市的一个带头效忠日军的乡绅,如此轻办于他,说不定会引来难以预料的民愤。
尤其在三百多名日军失踪的两小时前,辜家老宅才刚刚完成严格的家户人口普查程序,这是日军每完成一个地方的占领之后,一定会彻底落实的标准程序,用来确保占领区的当地人口背景精确掌握。
因此日军能够百分之百的确认当时在这座宅子里,除了辜劲松与辜同勋两人以外,就只有四名德国籍科学家,区区六个人,根本无法对三百多名日本精兵造成伤害。
更何况包括老兰多博士在内的那四位科学家,几乎可说是辜家老宅的镇宅门神,日军完全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要知道日本的海陆军门户之见,早从明治维新之前便已存在,而擅长陆战的德国,又是日本陆军长期师从结盟的对象,即便是打遍亚洲无敌手的日本陆军,在德国人面前就是个跟班小弟。
辜劲松当年之所以敢如此托大,以一人之力去应付如狼似虎的日军,就是抓准了日本陆军无论如何都不敢招惹德国人的软肋。
要知道不管是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到后来的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以及不自量力的偷袭美国珍珠港,其背后的最重要原因都是来自海陆军之争。
与其说是海陆军之争,不如说是日本幕府时代末期藩属对峙的延续。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大航海时代跟重商主义的崛起,西方列强垂涎远东世界这片世外桃源,相继来到位于东亚门户的日本,其中尤以自北向南的俄罗斯、自南向北的英国,以及自东岸登陆的美国为最。
当时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拙于应对这三大强敌,使得以萨摩藩、水户藩、长州藩为主的各藩十分气愤,纷纷发起尊王攘夷、支持皇室、推翻幕府的倒幕运动,这也是后来衍生出海陆军门户之见的前身。
历史的结果是倒幕运动获得最终胜利,德川幕府终于交出实权,在各地藩主的支持下,推举明治天皇带领日本走进君主立宪体制,从此终结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时代,但是取而代之的确是各地拥兵自重的藩阀之争。
其中又以长州藩与萨摩藩两大势力为最,这两大势力从幕府时代一路走来,分分合合不断,一开始是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为了各自势力发展而彼此冲突不断。
后来遇到欧美列强叩关,他们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也就是无能又跋扈的德川幕府,联合了英国海军获得最后胜利。
在推翻德川幕府进入明治维新后,长州藩与萨摩藩又再次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为了争取在新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双方再度陷入你死我活的权位之争,这一次,长州藩大获全胜。
在萨摩藩的政治领袖,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从而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自此再无实力与长州藩一较长短,这样的态势,奠定了接下来一百多年日本政治的发展格局。
诸如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或是安倍晋三等这些内阁总理大臣,都是出身自长州藩的政治世家,后来统称出自长州藩的政治世家为长州阀,即便到了今天,长州阀的政治势力仍然把持着日本政界。
当时掌握了实权的长州阀,自然得发展足以有效控制地方的陆军,这是千百年来的幕府思维,只有确实压制住地方势力,才能高枕无忧的在中央享受权力。
再加上远在倒幕运动之前,长州藩的陆军便已经开始改制,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后来也因此掌握了更多建置陆军的优势资源,换句话说,大陆军战略就成了长州阀政治势力的鲜明标志。
相较于长州阀的大陆军思维,落居下风的萨摩藩自然不甘人后,他们无法在陆地上与长州阀一争长短,只能转而向一望无际的大海发展,从此之后,演变成众所周知的日本海陆军门户之见。
既然说是门户之见,自然是各有立场,各有长短。为了未来的长期发展,长州阀派出大量陆军军官远赴德国取经,萨摩藩则派出大量海军军官前往英国学习,不管是德国或是英国,都是当年全球陆上霸权与海上霸权的佼佼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军战略与大海军战略成了日本国家发展的路线之争,双方对此争议不断,也因而造成不断内耗,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最严重的时候,因为陆军不信任海军,所以陆军便发展了自己的海军,甚至连航空母舰都造了出来。
想当然耳,既然陆军都自己把海军的事给干完了,海军当然也不落人后,自己发展起自己的陆军体系,这也造成严重的资源排挤与浪费,非但无法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反而因为彼此的互不信任,造成更多的一意孤行与反复内卷。
然而,当权者毕竟是以大陆军思维为主的长州阀,他们订下了与纳粹德国结盟的战略,预计一路从朝鲜半岛出发向北,大军横扫整个西伯利亚,接着在中亚与德国会师,然后瓜分整个世界。
然而,以大海军思维为主的萨摩阀并不这么想,相较于更为封闭与自以为是的大陆军思维,萨摩阀海军有更多的机会与全世界进行交流,因为军种属性的关系,萨摩阀海军则更具理性与逻辑,他们主张的是往东南亚发展,像是英国与美国一样,以掠夺经济利益为主。
所以在二战初期,日本的陆军与海军几乎可说是各行其是,所以战局无法一如他们所愿,等到了战争末期,面对着每况愈下的战局,好不容易陆军与海军意识到该彼此捐弃成见,却已经难以回天。
正是因为如此,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中,获判重罪的几乎都是长州阀的陆军高层,因为所有的侵略战争几乎都是由他们所发动,自然也得由他们来承担最终罪责。
直到战后,日本的海军与陆军都已经改名改制为海上自卫队与陆上自卫队,这样的门户之间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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