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章 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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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织造的褂子在军中极受欢迎，这次调拨寿春的物资里，又多添了一万件羊毛褂子，确保宣武军、骁胜军的基层武吏赶在早春时节都能领到人手一件……”

渡淮方略确定下来后，除了对北岸集结的十数万虏兵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外，军功授田、诸军编整、军械装备、更替等事务也变得异常繁杂起来。

史轸、徐武碛、周景、郭君判等人需要留在泌阳坐镇制司，主持日常军政事务；徐武江这个冬季又返回南蔡了，继续推进包括荆江长堤在内的荆北四县及南蔡县的工造事务；刘师望又暂往光州主持靖胜军眷属的军功授田及安置工作；徐怀便举荐潘成虎出知襄阳府，将熟知军务，同时更擅长处理复杂政务的程伦英替换出来，调到招讨使司出任谘议参军事，与韩圭、张雄山、范雍等人一并留在他的身边负责渡淮作战的筹备工作。

邛崃山西麓并不平静，吐蕃诸部一直都没有放弃联手将契丹残部驱逐出去的念头，燕部援骑不可能长期滞留中原参战。

淠口会战结束后，萧燕菡就????????????????与其侄萧纯裕率领一部燕部援骑押送三千色目俘虏溯江返回打箭炉，最终留下四千燕部援骑（总数）由撒鲁合、邬散荣、萧泫三将统领，直接编入选锋军参与后续的北伐作战。

选锋军也因此编为左右镇，左镇以殷鹏、萧泫为正副统制，主要驻扎在蔡州，协助陈子箫抵挡据许、陈两州南窥的京西敌军；右镇由史琥、孙延观、邬散荣为正副统制，作为招讨使司的亲卫兵马，主要随徐怀驻扎于寿春。

除了选锋军右镇外，渡淮作战也确定以靖胜军、宣武军、骁胜军三部步甲为主，诸路参与轮战的兵马将计划从之前的八万人众降到六万左右。

在渡淮作战的钱粮分摊方面，江东、江西、荆南、荆北、广西五路进行适度的削减，每年划定为一千五百万贯钱粮，约定除开铜制钱、金银贵金属支付外，约三分之二以棉麻、粮食、牲畜、棕毛、桐油、木料等基本物资抵扣。

京襄除了承担辖境原有的庞大军政开支外，也承诺每年额外为渡淮作战承担五百万贯的军资度支，但主要是以兵甲、军械、服被、舟船等作战物资进行折算。

徐怀做这样的让步，一方面确实是江东等五路自第二次淮南会战以来承受极大的财赋压力。

除了分摊直接的会战军资度支外，诸路参与勤王的兵马，相当一部分开销，包括后续的伤亡抚恤等等，都是由诸路监司承担。

诸路监司眼下都面临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局面，普通民众也不可能无限度的承受加征。

另一方面乃是京襄承担更多的责任之时，也藉此扩大对外物资输出的规模，以此进一步刺激内部的工矿生产。

也因为京襄主要是以物资折算军资进行分摊，实际所出要远比口头承诺的要低得多，因此也不会给京襄造成太大的压力。

江淮等地因为淮西上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米价再度上扬到每石六七贯钱之高，而京襄持续数年大规模修造垸寨堰坝，疏通、开凿沟渠、运河，不仅新垦田地连年增加，原有的耕地亩产也逐年攀高，制司及诸州府仅今年新增储粮就高达

一百二十万石。

这部分新增储粮，在京襄制司租赋账目上仅折算到一百五十万贯，但倘若从京襄调拨粮食供渡淮作战使用，那折算就会采取与荆南、荆北诸路同样的标准，调拨五十万石粮食，可能就要折抵两百万贯的军资分摊。

京襄所调拨的服被、舟船，折算差价没有粮食这么大，但也在两倍以上；兵甲、军械的折算差价则更为夸张。

又由于诸路分摊军资的钱粮，主要以粮食、牲畜、木料、棉麻、桐油等实物进行体现；这里面会有相当一部分原材料，如棉麻、木料、牲畜等等，会转入京襄，在京襄加工成棉布、舟船、兵甲、战械等成品后再拨入招讨司，最后折算时同样会有巨额差价。

总的核算下来，京襄承诺每年分摊五百万贯的军资，实际成本可能约在一百万贯左右。

就此别人还无法挑京襄的刺，毕竟从其他地方征购这些作战物资的价格，还要远远高过京襄调拨的折算价格。

目前京襄所出的毛纺织品还谈不上太成熟，无论是织毯还是????????????????编织成御寒的羊毛褂子，成本都要比传统的服被高出一大截。励锋堂通过各地所设的货栈推销毛纺织品，主要只能吸引中小地主及城镇富裕民户尝鲜购买，销量非常有限。

不过，织毯以及御寒毛褂子，以其卓越的防寒防潮以及柔顺轻便等性能，在军中却极受欢迎。

目前京襄所出的织毯等毛纺织品，也主要供应军中。

去年京襄仅消耗掉三千担羊毛，今年加大对诸军毛纺织品的输出，预计消耗羊毛能扩大五六千担。

这个数量看似不多，但加上契丹残部每年往内地输出千余匹战马，差不多就能抵消掉每年通过邛崃山道往打箭炉输入三四万石粮食以及茶铁、食盐等物资的成本。

虽说为了打通邛崃山道前后投入四五十万贯钱粮，最终还将六七千青壮留在邛崃山中及西麓，这个代价之大，一时间别指望能回本，但在接下来通过羊毛及马匹的输出，就能保持邛崃山两侧的物资贸易平衡，这对维系拓宽邛崃山道，意义是非同小可了；更不要说后续还能支撑对吐蕃高地的扩张。

虽说桐柏山匪乱时期，作为泌阳知县的程伦英就与楚山众人有过接触，但他却是作为南阳府司兵参军，负责协调孔周、刘武恭等将率领南阳府军参与汝蔡轮戍以及出任襄阳知府之后，才对京襄（楚山）有真正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