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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房山呀?还转户口?那不成了房山人哪?房山可是个山区,户口转过去,是不是就成了农民呀?认识我们家的人几乎全部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妈妈则宽慰我说道:“总算是工作了,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如果能养活你自己,那也就让你爸松了一口气。”谁说不是呢?我爸在东城区汽车修理厂当工人,每月挣五十五元,我们兄弟五人,我上头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弟弟,一共七口人。按当时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每人十元计算,我爸单位每个月还要补助十五元。后来我哥工作了,每月工资15元,父亲单位的补助也随之取消了。现在如果我能养活自己,我爸肩上的担子也就轻了一些。但现在的报到地点还是学校,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工作,也不知道人家给不给钱?还是我们要交学费?哎!只能到了房山再说。我和妈妈聊着一片茫然的未来……
通知书写着需要携带行李,那就得有褥子、被子、床单、背心、裤衩等,我还没有穿过袜子呢!这也得准备呀,要不让人家笑话,鞋子就没辙了,先穿着这打着包头钉着掌的吧(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穿着我哥剩下的鞋,到我这儿时,底子薄了,需要用轮胎剪成片钉在底子上,也就是俗称的打掌。鞋帮上已露脚趾,用皮子缝在鞋帮与鞋底之间,俗称打包头)。我妈对我说:“现在你去房山,咱们家也没有厚实点的衣服,到时候你穿着你爸在五八年时做的那身制服吧?”“那也太大了吧!我爸一米七五的身高,我才一米六九,衣服还不得盖过屁股啊!”我回答道。后来就只能穿着我爸的这件衣裳走了。
也不知道到了房山时睡地铺还是睡土炕,要是有木板床就好了。接下来还得准备被褥呀!我们家这炕就一床炕褥子,早起来把炕褥子一翻,露出炕席就行,我这么一走就得给我做一个单人的褥子,要是脏了不好拆洗,还得准备个床单,还要买条毛巾!我们家七口人可都只用一条毛巾呀!还有牙膏、牙刷等等,都得给我准备新的,花钱的地方可真是太多了!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了,所以花钱的的地方就显得更多了。
终于开始准备行李了。
我和我妈一起到隆福寺商场,买了毛巾、牙膏、牙刷、尼龙夹底的袜子、背心等,裤衩就穿我妈亲手做的温暖牌了,然后又买了棉布,准备做褥子和床单。
回家后,我妈拆了一床被子,取出了一半的棉花填在给我做的床褥子里面,做好这软乎的褥子,又一针一针在裁好的彩色条形的布上纤着边做完了漂亮的床单。
“快试试袜子的大小吧,你都十六岁了还没穿过袜子呢!”妈妈催促着我。两只手撑着袜边,五个脚趾头紧紧靠在一起,脚后跟一使劲,整个脚就被这棉线织的尼龙底的袜子包裹住了,真是太舒服了呀!合适!太合适!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谁知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这时我爸发话了:“这就算是工作了。可不可心、顺不顺意都由不得你。到了那好好干,对得起人家给你的钱,才是做人的本分。没能耐、不会念书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今后一定要多长本事,多卖力气,让人家瞧得起才是正道。房山那条件差,多带几张烟盒的隔潮纸,垫在褥子底下,省的落病。我再多说几句:爸爸曾经是蹬三轮的,经常由东直门处的燕京造纸厂拉各种纸张到广安门马连道仓库,为了防止好纸被剐坏,就在三轮的平板上放好几层香烟的防潮纸。那会的香烟最外的一层是有图案外包装,里面是香烟,好烟卷在外包装与香烟之间是锡纸隔潮,次一点的香烟中间则是隔潮纸。隔潮纸就是两层纸之间涂沥青。”
东西都准备齐了,行李也打好捆了,办事处粮油关系的转移也办好了,派出所户口关系的转出证明也开具完备了。万事俱备,就等着去报道了。我爸嘱咐我道:“到那么远的地方,这行李难免扔来扔去,容易弄脏,我在你的行李外面用你爷爷半身不遂时用的垫布裹住,再用麻绳捆好,等你走时办好。”
该办的都办好了,等候出发。
1965年10月13日,我们早早起来,爸爸给我打行李,妈妈给我爸打下手,结结实实的将行李捆好。二大妈也早早起来,把蜂窝火捅着,给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还卧了两个鸡蛋。要知道从我记事以来,我们家就没条件正式吃过早点。二大妈端着面条笑呵呵的说:“吃口面条,顺顺溜溜,吮口卧蛋,圆圆满满。”我从二大妈手上端过碗来,挑着面条,啜着点有香油的面汤,吃着那圆而挺实的鸡蛋,真香啊!真好吃!这顿早点我记住了一辈子。
爸爸给了我到外贸局南大礼堂的车钱并对我说:“我就不跟着去了,如果你到学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先和老师说,让学校先垫着,等发了钱再还上或等回家时爸再给你还上。”穷啊!真穷啊!穷的没尊严!穷的没面子!但……
我扛着行李,爸爸将我送到四路公交车的北新桥站,没等车来就转身进入胡同回家了,没有过多地言语,没有嘱咐,没有叮咛。看着父亲的背影,我读懂了他的心,读懂了对我的期望,虽不指望我出人头地,但总算有个挣钱、吃饭的地方了。车来了,上了车,到了电报大楼后倒十路后到了三庙前街站。下车后我扛着行李走到了南大礼堂,路边停着3辆大敞篷的货车,还是矮槽帮。我停在中间那辆车旁边,过来了一个大人,我连忙叫了声“先生”(我们念初中时,称呼老师为先生),因为他就是面试我的那位老师。老师笑着对我说:“我姓潘,叫潘且勋。你叫我潘老师就可以了。”我笑着叫了声“潘老师”。潘老师望了望四周问我:“你的家里人呢?”“没来,就我一人!”我回答道。潘老师不解的摇了摇头,他帮我把行李扔到车上,我也随即爬上车厢。三辆车我是第一个爬上去,我也是唯一一个让老师帮助把行李扔上车的。只见路边70多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们说说笑笑,忙着拜托老师,叮嘱孩子们互相照顾……70多名同学里唯一没人送的我呆呆地看着他们,等待着开车。
不知几点,汽车开动了,载着70多名落榜生驶向人生的第一站----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半工半读)。这些学生都是被分配的,而不是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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